话说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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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写了《夜的眼》等几篇背叛文学传统的小说,不知是祸是福,一下子掉进议论的旋涡。因为,几十年来,中国文坛不曾在艺术方面展开过如此广泛和激烈的辩论。
在报刊上,一些评论家热烈地夸赞王蒙,文章写得由浅入深,想尽办法把王蒙这些作品解释明白;他们像一群认真得有些发迂的外科医生,细心解剖王蒙,恨不得把这头怪物身上每一根末梢神经和毛细血管,都加上明明白白的注脚;另一些评论家则对王蒙提出批评、劝诫、警告。这并非是冷淡,而是恼火,原来也动了感情!
他正在征服一座无名高峰。奋力攀登吧,小伙子!他已经走到悬崖边缘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该回头了,浪子!
议论的另一个中心在读者中间。王蒙每天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沓沓信,来自天南地北,褒贬皆有。有的是通篇真诚的赞美词,有的则写满被激怒的言语——
“《深的湖》是文学的堕落!”
“王蒙的作品,等于对大脑的惩罚!”
“我看你还是多写一些《说客盈门》那样的作品,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
“请问,意识流是不是坐在家里瞎‘流’?”
“读你的作品时,常常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写出我无法形容的内心感受。”
“我们去订阅杂志时,先要问一问这杂志是否登载王蒙的作品。如果登载你的作品,我们就坚决不订!”
这些话无处争鸣,却在王蒙这里无声地打架。
王蒙笑了,笑中的含义是多样的,无人猜得。他并没有给这旋涡搅昏,反而从容不迫地接连写出《杂色》《如歌的行板》《温暖》《相见时难》,等等。这么一来,旋涡愈转愈急,他处处听到喝彩,也处处挨骂。
一家报纸向王蒙约稿,他把一封批评自己的读者来信拿出来刊登。有人说他自找挨骂;有人说他非常聪明,因为对于作家来说,批评也是一种宣传,批评过重,还能取得善良读者的同情;有人则说他胸怀开阔,一个肚子里真正能跑轮船的人。
“你呢,你认为呢?”有人问我。
我听到这问话,首先有种快感。我曾对王蒙讲述关于拳王阿里的一段事:阿里每逢比赛,总要事先出钱收买一些人,作为自己的反对者。在比赛时,给他起哄,骂他,羞辱他。这样,阿里的搏斗欲望才被刺激起来,力量鼓满全身,肌肉膨胀,精神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他需要挑战。”我说。
此时王蒙的眼睛灼灼发光。他似乎说:我也一样!
强者欢迎挑战,弱者害怕攻击。强者在挑战中,情绪得到激发,力量接受反作用力的补充。
把解释权、评定权、裁决权,永远留给别人。王蒙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天职便是创造和再创造。
那么谁来解释清楚王蒙——这个当代文学的叛徒,不肯循规蹈矩,搞坏人们文学胃口的狂人,戏弄读者的文学魔术师?
有位美国人问他:“五十年代的王蒙和七十年代的王蒙,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
他回答:“五十年代我叫王蒙,七十年代我还叫王蒙,这是相同的地方;五十年代我二十多岁,七十年代我四十多岁,这是不同的地方。”
乍听是句玩笑话,话里却包含着千言万语难以穷尽的广泛内容。生涯坎坷的人,如同生在绝顶、日日风吹的树。脆弱的枝条最容易折断,根深蒂固才得以生存下来。苦难里可以找到生活的蜜汁,困境中可以发现真正生活的通途,失败中可以求得避免失败的经验。
一九六四年,他被放逐到遥远的新疆,抵达乌鲁木齐的当夜,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春光唱彻方无憾,犹有微躯献塞边。”
经历了数十年风云变幻,岁月的锋刃在他脸颊上刻下两条垂直的皱痕,如今他把皱痕变成半圆形的曲线,现出笑容。笑不一定都是轻松的,叹息也不一定是绝望。最明亮的地方,灰尘反而看得一清二楚。最黑暗的地方,一小块碎玻璃碴反而会发亮。
王蒙说:“作家的积累,除去生活的积累之外,还有情绪的积累。”自《夜的眼》后,王蒙仿佛如鱼得水,游刃自如,他找到了自己最恰当的座位,最合身的服装和最舒适的鞋子,还有翅膀和鳍,同时也留下一条尾巴给人。这条尾巴就是:不懂。
作家往往能看透社会,却无法看清自己。在最困窘的岁月里,他很少哭丧着脸,如今到了最严肃的场合,他还是忍不住说几句笑话。他说:“幽默感是智力上的优越感。”他不否认自己动用了“意识流”,对西方各种文学手法,他都采取拿来主义。
当人人说他是“意识流”时,他在杏花村饮酒,即兴赋了四句诗,同行们看了无不大笑:
“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杏花竹叶情如梦,大块文章乐未休。”
原来是四句玩笑话!可话里分明含着另一层意思。他是在嘲笑别人,还是嘲笑自己?
生活的多磨,使他外凸的棱角不多。实际上,他的大脑经常陷入严峻的沉思,说话时不乏锋芒毕露而入木三分的议论;他和女儿逗笑时,会不知不觉现出他所怀恋的少年时代的纯真;他在多年来同甘共苦的妻子身边,好比刘备一样温存;一个勇气填满胸膛的男人,待客备宴,宰鸡时却怎么也下不了手,搞得鸡在手里嘎嘎乱叫。他到底坚强还是软弱?一个事业上练达的干将,个人生活上的糊涂虫!一边预备好布票和钱,要去买绒裤,一边正要给远在内蒙古的妹妹寄信,糊里糊涂把布票塞进信封寄走。他在商店选好绒裤后却找不见布票。不多天,妹妹来信说:“我这里布票足够用,请你不要再寄了!”王蒙就是这样经常把自己搞得啼笑皆非!(写于1982年5月)
(《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冯骥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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