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晓剑 　　5月30日，病榻上的周汝昌向儿子周建临口述了七言绝句：“九五光阴九五春，荣光焕彩玉灵魂。寻真考证红楼梦，只为中华一雪芹。” 　　“红学痴儒”周汝昌5月31日凌晨去世，终年95岁。他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享誉海内外红学研究集大成者。他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但少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中华文化学家”。 　　中华文化学家周汝昌 　　周汝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是红学家，只因他写红学的书太多，掩盖了他着力传统文化的光芒。在他的骨子里却有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其生活、言行都有传统的影子，对传统文化的钻研或许才是他的一生志业，而红学研究只是余韵罢了。 　　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学者保留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周汝昌虽然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却得出汉字语言高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结论，这看似滑稽的结论，恰好说明周汝昌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衷心崇拜并在日常生活践行的人。 　　这位从天津走出来的文化人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进入小学后，他的语言天赋就显现了出来，接受外语出奇之快，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相当。1939年，周汝昌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燕大，他离开校园。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周汝昌才又经过复试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为此，老师还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这一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并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在周汝昌的一生中，长期浸淫沉溺于传统的诗词、书法、琴箫、戏曲、禅宗、园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间工艺……之中，痴迷不改，终生不衰，立志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而《红楼梦》研究就像他的一个思维出口，从那里，抵达传统文化的深处。 　　有意思的是，周汝昌曾认真考证过曹雪芹诞卒，每年阴历4月26日都要给曹雪芹过生，“连自己儿女的生日都不记得！” 　　周汝昌曾为《红楼夺目红》写下七言律诗，则可以看作是他研究红学的一生总结： 　　百读红楼百动心，那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语，重上高山悦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徽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有书换万金。 　　从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上看，也许正如他的“私淑弟子”梁归智所说，与其评价周汝昌是一个红学家，毋宁称他为“中华文化学家”。 　　与胡适论辩红学 　　在大众的眼里，所谓新红学乃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不过，胡适跟周汝昌的渊源极深，在不同的论述中，关于两人关系和学术上的纷争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当事人周汝昌的口述回忆中，他说起两个人就红学的论辩，有赞同有分歧，这本是学术之间的正常之争。后来，在“红学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适的毒”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责备周汝昌对胡适“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似有“忘恩负义”之嫌。 　　周汝昌回忆说，念大学时，我发现了关于曹雪芹的珍贵资料的文章和一篇谈书法的文章，就寄给了顾随先生。他就把稿子介绍给一个报纸，编辑当然不会选择谈书法的那篇，那个东西没多少人懂，而《红楼梦》多有名气啊。胡先生一见到就主动给我写信，编辑在转给我之前把它发表了，这就很轰动了！胡先生说他不完全同意我在文中的观点。我一个青年，不懂得人家有多高的地位，继续跟他争辩，通了7封信，完全是学者间的讨论。 　　就这样，两人之间有了交往关系。不过，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则是跟胡适借书：我竟冒昧地向他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而胡先生也竟然毫不迟疑地借给了我，我翻开第一页，就惊呆了：“原来我所见过的所谓的《红楼梦》是被大大篡改过的。”我从此走上了红学的路子，并决意要校订出新版，还《红楼梦》的真面目。后来人家批我是胡适派，我当时害怕，想否认，现在再想，也觉得可笑和愧疚。 　　毫无疑问，正是这促使了周汝昌走上了研究红学之路。不过，在有的学者看来胡适“差不多没赞颂过《红楼梦》”，周汝昌跟他的区别在于诗与学的“分”与“合”。胡适虽然写了“五四”后第一个白话诗集《尝试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诗人，他对中华诗文化的宁馨儿曹雪芹和《红楼梦》太缺乏“理解的同情”。周汝昌却是一个地道的诗人型学者，而且是中华传统型诗人。进入曹雪芹的精神世界，周汝昌一生都在感悟、体会、阐释着《红楼梦》的灵魂、精义。周汝昌实际上开创了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之另一种新中国的“新红学”。 　　关于这一点，梁归智曾说，胡适和周汝昌在学与诗上的“分”与“合”之悖论逻辑。以胡适和周汝昌为节点，其实一直贯穿着此前此后二百年的红学演变，几乎有关红学的一切纠纷、争论、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都是这个情结在起作用。不过，周汝昌对红学的研究既有开风气之先，也有着时代的气息，但在主流红学家的眼里，他却是“另类”的。 　　学术争议中的周汝昌 　　周汝昌治学以诗词理论及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后从事曹雪芹及《红楼梦》研究。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外，他还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石头记会真》等数十部专著，可以说是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 　　不过，红学的争论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周汝昌研究红学用的是史学考证方法，既与乾嘉学派在近代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又直接得力于胡适的实证派。1982年周汝昌发表《什么是红学》文章，提出“红学”包括“四学”：即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的基础，引起了红学界的一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他在八十大寿时赋诗一首：“回眸五十费年华，惭愧人称红学家。遍体鳞伤还是我，一心横霸岂由他。入宫见妒非描黛，依阁相怜似枕霞……”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评说者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汝昌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不仅仅属于他个人，透过他大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治学之路，可以透视出中国传统治学的方法对当代红学研究的影响（郑铁生语）。不过，红学之争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更是一个名利场，还涉及话语之争和利益之争。 　　当下的红学依然是显学，形形色色的红学读物让人眼花缭乱，但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绕过周汝昌的。周汝昌几乎还是用毕生的生命在研究红学，这一种精神实为难得而又可贵，不免让人感叹，倘若学者对学术的追求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学术研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丑闻”吧。“我既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为了谦虚，把我自个说得一文不值，何至像某些人评价，他别有用意，除了骂街就说难听话，这个我都不论。一文不值不行，那不是真话，说我怎么怎么好，老王卖瓜也不合适，事实上我也没那么了不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如此说道。这反映的是在学术之争中的无奈。 　　晚年的周汝昌身体和视力不佳，但思维依然活跃，靠录音整理一直保持创作。就在去世前一周，仍在修改构思。今年春天，他还为自己的新书签名，仅凭摸索，字写得依旧苍劲、漂亮，但与早期的笔迹已经截然不同，更像是一道符，守护在他心爱的红楼书的扉页上。有客来访时，周先生也依然带着他那标志性的笑容，亲切的问长问短，偶尔陷入沉思，或捧起古旧的青花茶碗喝上一口茶，一会儿又会突然打破沉寂，问大家在做什么。 　　不久前，为庆祝周汝昌先生95岁生辰，译林出版社以古线装书的制作方式，宣纸影印《红楼梦新证》限量出版。这套书成了他老人家最喜欢的生日礼物之一。除了加盖“仙寿恒昌”的印之外，还加盖了自己的印章。冥冥之中也算他与他的红楼书最后作别吧。但这个深爱传统的文化老人留给我们的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