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昌鹏     《雷雨》写成于1933年，问世即将80年。80年来，《雷雨》遇到了几代读者，不同时代做出过不同的解读，这部经典剧作曾被当作“革命文学”代表作，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个误会。近日，重读《雷雨》，我甚至怀疑过它是一部反革命文学作品，然而，这也是个误会。     1936年《雷雨》出版时曹禺在序言中说：“有些人已经给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为什么曹禺在革命文学盛行的年代坚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他还用了“追认”这样颇令人感到勉强的词，仿佛面对一番好意，却之不恭。而“匡正讽刺或攻击”描述为“炫耀”和“见地”。“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这样的话，也是模棱两可的。曹禺还用了“有些人”这样一个指称，而没有说是谁说的。我以为，曹禺是瞧不别人的评语，不屑迎合时流，语气意味深长。     重读《雷雨》，把自己放在民国，甚至封建社会，而不放在当下，我发现《雷雨》依旧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剧作。也就是说，《雷雨》并不专写给革命和新社会，当然也不专写给民国和封建社会。如果把自己放在旧社会维护者的位置，就会发现这部剧作同样具有教谕味道。曹禺“追认”的“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还具有另一层意思：蘩漪、周萍、鲁大海等人是罪恶的，他们破坏了道统。而周朴园也曾经做过有违道统的事情，尽管改邪归正，却终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的儿子和女儿上演了“蓝色生死恋”，他的妻女不守妇道，最终遭天谴般横死或发疯。曹禺能在1936年表明“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可见他绝对不会无端“追认”任何东西。他给《雷雨》的序言，用了一种有弹性的语句，在不说假话的基础上，试图隐瞒着什么？     曹禺写《雷雨》的本意是什么呢？曹禺自己没有说清楚，他在1936说：“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或许是实话，抑或当时《雷雨》被划为革命文学，曹禺不愿再辩解，采用了搪塞之辞。这就为后人的演绎留下了空间。《雷雨》写的只是中国30年代一家人的几个爱情故事。莫非曹禺的本意是要写一部纯粹的爱情剧？爱情，在剧中确实是最复杂、动人的成分，人物之而活灵活现。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鲁大海这个革命者为何在剧中反而略显扁平。此外，《雷雨》创作于1933年，当时曹禺才23岁，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清华男生，正和一个名叫郑秀的清华大学小师妹处在热恋之中。郑秀的同学吕恩在《回首:我的艺术人生》（2006年1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写道：“6月初，应届毕业生曹禺未回天津，低两届的郑秀也未回南京，两人整天泡在清华图书馆。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的长桌一端，两人相对而坐。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用工整绢秀的字迹誊出。傍晚，两人走出图书馆，荷花池畔、小山石上，一对青年恋人深入交谈对《雷雨》人物的认识，曹禺说自己写着写着不知不觉迷上了蘩漪，寄予无限同情。”才子佳人阶段，一个热恋中的男生想写的是一部爱情剧，这是很合理的猜测。何况，《雷雨》的写作过程中，郑秀还是第一读者和誊写者，爱情也是这项合作的某种起源。     “曹禺说自己写着写着不知不觉迷上了蘩漪，寄予无限同情。”从“不知不觉迷上”可以看出，曹禺对蘩漪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情感过程，最后才“寄予无限同情”。所以，我们读到的蘩漪比较复杂，她可能就是“大家庭的罪恶”，如果蘩漪是“罪恶”，那么封建道统和秩序就可能是：“罪恶”的对立面。确实，假设站在维护道统的立场，我们能读出该剧对道统和秩序的赞美，正是因为道统和秩序打破，悲剧才发生。这样分析，显然步入了迷途，因为我们知道蘩漪也可以分析出革命性的一面。这说明，用革命文学的眼光看待《雷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反革命的文学。曹禺自己谈到蘩漪时说：“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中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这部作品主要的艺术魅力在于描绘清楚了人的情感：“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曹禺在《雷雨》中对新和旧投注的爱和恨，几乎是对等，因为没有绝对的新和旧，新旧对立统一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对新旧秩序投注的爱和恨，也几乎是对等的，因为《雷雨》的重心在爱情，他希望每个人拥有甜美的爱情。社会总要遵循某一些秩序，新旧交替，秩序标准不一，人的情感和行为在这样的时候，就构成“雷雨”。     原载《新华书目报》201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