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小平 　　 　　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回顾先生的一生，她与钱锺书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钱锺书的光环底下，默默当着“钱办主任”；钱锺书去世之后，她又在人生边缘走了18年。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她将余下的爱全都放到了为钱锺书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对于自己，则正如翻译家高莽说的———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当被问到为何翻译柏拉图“对话篇”中的《斐多》，杨绛先生说：“我就是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那时，她还没有从女儿钱瑷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的阴霾中走出来。忘了自己，其实就是要忘掉作为钱钟书妻子的自己，忘掉作为钱瑗母亲的自己。然而，她终究忘不掉的是写书、译书、整理丈夫遗作的自己。在杨绛看来，这是她份内的角色，份内的工作。 　　 　　杨绛想忘掉的，或许还有被读者时刻惦念的自己。“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时代开始，钱钟书伉俪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媒体和读者关注和追逐的焦点。但她和钱钟书坚守书斋，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连所谓的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钟书去世后，孤身只影的杨绛如出一辙，默默坚守着自己份内的文字世界。即使在五年前迎来百岁华诞的那一天，她也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一切如她自己所愿，那个特殊的日子，她只是在自己的家里悄然度过。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就遭到了她的拒绝。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也因此她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钱钟鲁如此转述杨绛的话，“她说，收到几十万元稿费得跑银行，还要去税务局交税，麻烦，著作权拿在手里更是烦心事，有时难得认真起来还要人打官司，不如交给学校管理。” 　　 　　在杨绛传记作者罗银胜看来，杨绛和钱钟书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心计”和考量后的结果，也是他们两人的生存之道。“联系到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时代里，他们夫妇二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问世事’的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这也让他们在低调中做到了幸运和成功。”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 　　 　　深情：为丈夫做“灶下婢” 　　 　　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有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钟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无论在钱钟书生前还是身后，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们”。在她心里，钱钟书其实并没有走远。她颇感欣慰地说：“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他说自己‘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时光退回到几十年前，杨绛初见钱钟书时，只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杨绛的同伴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她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此前，他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费孝通只得接受现实。很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钱钟书借机幽默了一把，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杨绛随之从大小姐过渡到了“老妈子”，她并不感觉委屈，因为她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钱钟书说要写《围城》，她不仅赞成，还很高兴。她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她辞掉女佣，做起了“灶下婢”。“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即使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仍不改初衷，默默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她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多达7万余页的手稿，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亏得杨绛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认真编校、订正……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终于及时与读者见面。 　　 　　智性：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名声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他用“审智”这个关键词来概括杨绛作品的独特价值。“不同于别的女作家在美学上的‘审情’立场，杨绛选择的是一种独特的‘审智’姿态。作为一种十分难得的美学特色，‘审智’要求作家在超越了相对肤浅的多愁善感之后，能如同曹雪芹所说的那样，体现出‘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境界。” 　　 　　境界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磨难与艰辛。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促使杨绛在三十年后写出了《洗澡》。 　　 　　“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绛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她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其时，她已接手上边交下来的任务，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在这一年，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直到1972年春，锺书与我才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从干校回北京。这时家中房屋被人占用，我们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因为翻译《堂吉诃德》，1986年10月，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显然，杨绛很看重这次翻译经历，此后，她几番对译本做修订。同时，她也没有停下写作。如果说，她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3年，杨绛出版了家庭生活回忆录《我们仨》，四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低调、深情、智性……所有这些，无不彰显出杨绛作为“老派”自由思想者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我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他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他负责看守工具，我的班长常派我去借工具，后来，钱钟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晚年，杨绛自称走在了人生边缘。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而今，杨绛走过边缘，走出时间，留给世人一个永不消逝的背影，是如此通透，如此深情…… 　　 　　 神农架十里画廊惹陶醉 茶的西游记 作家笔下的如山如树一样巍峨、深沉的父爱 陈士同：中秋最爱糖轱轳 月亮，像时间一样古老的月亮 陈士同：甜甜酥酥赋“桃梨” 秋意浓——名家笔下的北京秋天 陈士同：浅酌低吟话七夕 若我含泪离场，愿你为我鼓掌 陈士同：醉悦山水皖南行 教师战六腊 随性书写快意人生 大同云冈：失落的辉煌（作者：张峪铭） 陶渊明与中国菊花文化 陈士同：童年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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